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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de setembro 没有海选的王子与乞丐湖南卫视到底做了些什么,导致毁誉参半的评论铺天而来呢?抛开商业运作不去谈,单看他们将农村贫苦孩子和城市有钱孩子互换这个设计思路,就是直接切准了目前中国的阶层分布中,同时存在着两种不平等:正义的不平等,和,不正义的不平等。
在罗尔斯看来,要是一个不平等社会结构中,如果一切机会都均等开放给所有人,并且有利于最弱群体,那么它依旧是正义的,否则,就是不正义。现阶段中国这两种情况都并存着:农村孩子有权利获得义务教育,并且有机会读大学从而寻求在城市落户的可能,从这一点看,它是正义的;同时,农村家庭拮据的经济条件让他们无法长期供养孩子读到大学,并且攻读大学的投资风险是不确定的,因为城市并没有政策优先照顾他们,于是,它也是不正义的。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提供了一个不平等的基础,但接下来,怎么让这不平等处处正义,则是和谐共建的基要任务。然而,有关这方面更多的理论资源我们准备得并不充分,所以当湖南卫视将城乡巨大落差给具体化到两个家庭时,不少学者(朱大可、张颐武等)纷纷进入失语状态。他们盛赞这个节目,说它人为制造的空间置换,将有利于人们进行换位思考。他们完全忽略了一个更基本的事实:那就是人为制造的机会均等,只能证明目前实际上并不均等。媒体在这上面改变不了什么,它只是利用了目前这种不幸的局面,将贫富分化本身作为一个纪录片样式的生活秀,如果那些学者不是从中看到真实的社会样貌,而只是从表象出发去挖掘文化意义,那么这样的生活秀给我们带来的效果将是残忍的。
可见,它并非是马克•吐温笔下的浪漫故事。在那个故事里,王子和乞丐最后还能大团圆,让一切都恢复原初,因为它不涉及到不平等的背后是不是正义,它仅仅是为了完成一个戏剧故事。今天,湖南卫视也许本来也无意于想得更深,他们出于商业目的,可能也仅仅只是为了完成一个戏剧故事,然而,从网上发表评论看,很多普通老百姓以朴素的眼光倒是比学者看得更准,因为他们凭常识就看得出来,这个戏剧故事的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现实悲剧。
中国面向机会的均等国家制度从古代就有。金榜提名骑马回家,年年在戏台上演的这类保留剧目,很有效得让社会底层的群体获得改变命运的机会,并让各个阶层发生少量而可控的流动。这种官僚选拔制度今天则部分演化为大学教育体系。考中状元的梦想,到了现在,按高占喜这孩子的意思,就是“读书是唯一的出路,只有考上大学才能走出大山。”
我们且不管这脉传承下来的大学教育制度,在今天凸现出来的利弊各是什么,但它的确提供了一个让阶层进行有序流动的途径,而湖南卫视这种做法,虽然看上去很有人情味,也的确是客观上解决了高占喜将来上学的费用,但是,它体现的恰恰是一种不正义的阶层流动方式,它其实和那些开后门上大学的行为,存在着同一个毛病,那就是没有做到一切机会都均等开放给所有人,只不过这次它把优先权给了弱势群体,而非开后门那种强势群体。但这个区别只能赢来道义上的部分喝彩,因为这种类似侠客劫富济贫的做法,不过是对不正义的不均等现象的一次体制内反抗。也就是说,高占喜这样的情况全中国有那么多,但并非每个人都参与了湖南卫视著名的海选机制,如果这样的节目能够被盛赞,那只能说明,在中国的学者层面,对什么是正义的不平等还没有足够的认识。
中国今天的教育资源依旧捉襟见肘。面对农村教育巨大缺口,不去努力增加资源投放量,同时加强选拔制度的科学性和公正性,而是任凭媒体在那里玩阶层互换的彩票游戏,这只会给现阶段阶层流动的良序发展带来更多不确定因素。本来,城市吸纳大量外来劳务人员,以及向农村大学生发放助学补贴,是能在人力资源分配和阶层流动上起到重大作用的,但现在湖南卫视根据收视率而非能力均等和机会均等,将阶层互换强行引入到阶层流动中,把其实深深牵动社群空间稳定的阶层互换给放大传播,这却对社会动荡提供了不小的共振能量。
面对城乡贫富日益加剧的现象,我们暂时还没有找到好的办法去解决它。但是,无论如何,用湖南卫视这种彩票机制来揭示这个现象,只会是个坏办法。可以讽刺得说,这个节目在电视里办得越成功,说明这个社会在现实中越失败。如果说它有什么优点,那么,这算是一个。
29 de agosto 究竟谁在总动员从《玩具总动员》、《海底总动员》、《超人总动员》到现在的《汽车总动员》,中国人显然对翻译迪斯尼与皮克斯生产出来的产品已经熟能生巧,总之不管你美国人起的电影名字怎么千变万化,最后都归结为总动员,这样又能讨口彩,又能暗暗符合一向喜欢大轰大嗡的中国传统文化。
欧洲三维动画片在中国登陆时,自然也不会忽略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起名策略,于是丹麦一部产品就被翻译为了《公仔总动员》。然而,它可耻得在票房上失败了。名气是一回事,但更主要的还是品质不行。这部电影丹麦人是一个欧元掰成十个美元花,所以很多地方都不过关,3Dsmax软件在游戏级水平上还帅个不行,但一到电影级别上,立即就显出它建出的模型在细节上不够完美。为了省钱,丹麦人将所有角色的头发都做成屎壳郎硬壳发型,就是那种风掣红旗冻不翻的劣质效果,这种效果,你也可以在最近国产作品《魔比斯环》里见到。 然而你在所有美产的总动员片子里是不会看到上述这种屎壳郎硬壳发型的。原因很简单。美国这些动画产业大鳄,他们制作毛发用的基本不是外面maya软件之类自带的毛发生成器,而是自己编程独立研发的毛发插件。用这些插件,可以在最后的产品中充分表达出需要的效果,但又不至于让渲染农场连续狂算到傻机为止。 本来,作为抗衡美国动画文化的重镇法国,还是有一点气力的。比如最近的《疯狂约会美丽都》,就将三维技术很好得贴近了二维动画里,它里面的人物设计,也是完全不同于迪斯尼那一套。但是,杯水车薪啊,面对美国这个已经形成家族的总动员系列,法国虽然不缺创意和技术,然而在大工业生产制度上,好莱坞的确是无人能敌。 日本在大工业生产制度上倒是和美国有一拼。你去看它电影级的《苹果核战记》,看日本动画师之间如何配合默契,将前景人物和背景建筑两者融合为一体,就会明白他们从大量生产电视级的动画连续剧起家的一套制度,绝对是和他们全球领先的汽车、家用电器、机器人生产管理体系有家学渊源。同时,日本动画在技术上也不弱,这部分归功于他们发达的游戏产业基础。不幸的是,日本动画师在角色设计上总是缩手缩脚。即便是宫崎峻这样的大师,他的系列作品里男女主人公你去看好了,基本都长得一样。尽管日本人也许看上去的确是长得都一样,但动画,尤其是三维动画,还是要讲究些创意上的多元性的。 本来,我们还有加拿大可以作为抗衡美国三维动画文化的一个战略重镇。也的确,渥太华的动画节全世界有名,温哥华的动画公司也很强劲,然而可惜的是,加拿大虽然要技术有技术,要创意有创意,但他们就是组织不起来一个像样的好莱坞组织,来制作一部加拿大版的总动员。 对还没有被收购之前的皮克斯来说,赚钱还不是第一位的,制作让人瞠目结舌的作品才是他们的疯狂主意。他们成功了,而且意外的是,他们建立一套文化标准,这套标准类似于互联网通信的TCP/IP协议,它规定了电影级三维动画作品的几个要素,那就是要有:古怪精灵的英雄、开心圆满的故事、流畅华丽的画面和动感十足的镜头。 这套文化标准估计没多少年后又会遭到优雅的法国人抵制,因为它仍旧是属于好莱坞系统。但是这个世界,不管你在什么领域,都是领先者制定规则,跟随者遵从规则,落后者被规则制裁,这对动画世界来说,也一律。所以,中国努力吧,光靠那些连画画都不行的领导嘴上喊喊国产动画产业要总动员是没用的。 这是昨晚给《新京报》的救急稿,很乐意这么做,因为这份报纸让我想起程益中。就像被菟丝子缠死的寄主,尽管物是人非,但英气圭角不变。 22 de junho 从托勒密到霍金要不是哥白尼用更精确的观测数据,拿出了一套在模型上因为缺乏对称,所以看上去丑陋不堪的日心说,那么,托勒密的地心说将会是多么美妙。诚然,为了证明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托勒密之后,无数天文学家添砖加瓦,本轮和均轮层层镶嵌最后多达八十来个,这对当时的天文学界来说,诚然是一场灾难,但是,在今天能进行海量计算的计算机前,就算这些轮子增加到上千个也不可怕。我们照样可以让理论和观测数据吻合,只要我们有足够的计算能力,我们就能追求到我们希冀的统一和对称,并以此来无矛盾得解释世界,哪怕这样到最后已经成了一场神经质的游戏,那又怎么样?据说,物理学在这里发现了美。
当又过去三个世纪,迎来从不相信上帝投掷骰子的爱因斯坦之后,人们更是对大一统抱有了浓厚兴趣,是的,在这个时代真不幸,我们竟然还有哥本哈根那种学派,他们的领导人玻尔,也在宣扬一种丑陋不堪的非决定论似的观点,并和爱因斯坦斗了个平分秋色。还好,理论物理学家虽然承认这是实验观察到的事实,但他们依旧信奉和爱因斯坦一样的科学宗教观,即宇宙应当是大一统,应当处处和谐。
因为我们人类中那些智商超一流的聪明人就是认为,和谐,或者形式上的球体形状,就算是美。
为此,今天的理论物理学家终于制造出了超弦理论。这个理论早些年就已经提出,如今也经历了无数次模型修改,其复杂程度,远远超过当年托勒密的本轮和均轮,反正在缺乏实验观测数据的时代,能在科学纲领中竞胜的,就是依靠越来越复杂的数学工具。
很遗憾,霍金先生这次来中国的演讲,内容基本上是老调重弹,而媒体和公众对他奉若神明的程度,估计也不亚于当年虔诚的信徒们看到了托勒密。如果我们的理论物理界以及霍金先生,还保持足够的清醒和足够的冷静,他们应该告诉公众超弦理论中还存在的种种困难,包括M理论才可解决的手性问题,以及对TeV能区得到的宇宙常数和实际观测数据相差迥异等等,这些困难,有可能是通往最后胜利道路上的障碍,但也有可能,仅仅是类似于用本轮均轮解释天体运行时遇到的方法失当,而如果是后者,那么今天被物理界之外的普罗大众当做智慧偶像的霍金先生,显然他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应当被重新评估。
数学上的和谐对称在宗教情结上的确能显得异常妖媚,要不然当年人们也不会兴致勃勃得烧死布鲁诺,同样,量子力学要不是后来出现了海森堡和薛定谔分别用矩阵和方程式给出了美妙的数学形式,那么它引起的审美上的反感也会更加强烈。然而,量子力学还是难逃大一统的命运,在超弦理论下,量子理论将被整合进广义相对论,从而满足某些物理学家把玻色子和费米子一统江湖的千秋大梦。类似的大梦,在数学界和逻辑学界也同样发生过,当时领军人物,分别是毫不逊色于霍金的希尔伯特和弗雷格。
历史表明,希尔伯特的纲领是失败的,弗雷格的逻辑基础是失败的。
好久没写这些,感觉还算尖,这让我放心了,我还以为天天看三维动画都写不了线性文字了。
06 de abril 纵死侠骨香高晓松把韩寒这一告,算是把这场连轴大戏推向新高潮。想当年,许褚赤膊挑灯夜战马超,何等英武好看,今天高晓松挑战韩寒,与古人相比也真是伯仲之间。由于这些文艺圈人士,逐渐把一场文学美学之争转成了私人间意气用事,于是娱乐性和观赏性成了事件的中心。
即便如此,本次在不是实名制的中国互联网上,能用自己真实姓名攻击对方并且不怕马甲偷袭的各路人士,我都很是佩服,因为这都是能担当责任的行为,或如韩寒自己所说,都是光明磊落的。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提倡光明磊落的那一方,恰恰是不光明磊落的人数最多的一方,也不知韩寒现在面对他那些拥趸,到底做何感想。其实一个带领群众的意见领袖,到最后表达出来的往往并非是自己独立的意见,相反,他成了裹挟一团泥沙的中心。而这,恰恰是群体性行为的一个荒谬而又处处可见的历史快照,这一次,陆天明、陆川以及高晓松的先后介入,其原因更多还是来自韩寒某些拥趸的辱骂性言语,但既然他们都无名无姓,那就只好打不着狗打主人。
韩寒回应高晓松的态度是很让我称赞的。其实从起初声称自己要杀一儆百开始,韩寒就努力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少年侠客的形象,对于侠客,重要的不是阶级立场,而是义薄云天。如果对方表现出了这样的行为,并且技艺得当,那么就可引为同行。现在高晓松明言这场官司,就是为好友打拚。这种侠的精神,也表现在解玺璋为白烨说话的时候,陆川为陆天明说话的时候。他们都有自己内在的道德标准,当外在的法律无法约束博客上的谩骂时,他们就用内在标准代替外在规则,说小了,这就叫血债血还,说大了,便是替天行道。
总体来说,大战双方在我眼里的表现都不错。韩寒一人孤身独立光明顶,车轮大战各派武林名门,陆川因父之名挺身而出,不惜自伤羽毛一路詈骂,现在又有高晓松不管官司输赢也不管功名利禄,为哥们两肋插刀,要把韩寒拉下马,这些人,在我看来都是名士啊,只是不知谁会修一本当代的《世说新语》?
当然韩寒也不是没出昏招。回应高晓松时,他顺便以自己引用过陆川的话为由,还讽刺性地建议他们也如法炮制去告自己。这在逻辑上显然站不住脚,因为你具备商业利润的小说和现在斗嘴时的引用没有可比性,而且,为了守住阵脚,字里字外他也没少挖苦高晓松。这么一来,就显得斗志有余,老辣不足,实为劣手。以后建议他多向槽操学习,看人家曹大爷赞美起对方将领赵云关羽他们来,是多么不惜工本。
所以很多媒体对此的判断都太低格了,说来说去,就是陆川要有新电影面世,韩寒要有新书面世,高晓松要有新歌面世,按照他们的逻辑,这一切都是炒作。这种根据事件先后次序性来推出因果性的廉价思维方式,显然是八卦娱乐新闻做多后养成的恶习。
为什么不想想这次风波是在重启一种新的文化传统呢?这种文化传统,曾经出现在德国史诗《尼伯龙根的指环》中,里面正反双方的神和人,谁做事都没有可公共认可的对错,有的只有对自己这一方亲属和朋友的忠诚。这方面的典型就是齐格弗里德。他可以为了忠诚,扮演恭特,用欺骗的手段把冰岛女王搞到手,至于这么做是不是正义,这他管不着。应该说这是一种很奇特的文化传统,它植根于常年陷入混战割据的欧洲北方各诸侯之间。当地人赞美忠诚、勇敢和武艺,却不在乎古罗马那里传承出来的正义和善。今天,当中国互联网上的博客空间也表征出匮乏有约束力的博客公义时,人们退而求其次,也表征出了同样的追求小范围群体利益的忠诚粘性,这不仅是可理解的,也是值得肯定的,因为一个缺乏等当量报复性格的群体或个人,在丛林法则优先的环境下,是没有什么生存机会的。但是,这种社会空间的危险性也同样伴随:由于小群体的不断兼并,有可能接下来一个阶段更是蛮荒和可怕:比如,出卖自己朋友亲属的希特勒时代,斯大林时代,以及我们中国人无法忽略的毛泽东时代。
中国男人,一片波诡云谲的玉米田最近媒体开始谈论熟女,哪个不熟提哪个,这算是中国传统。在我看来,这些嫁不出去的女人,十有八九是给国内各类婚姻媒介给害的。要是没给它们害,那她就准是个以身作则害别人的媒婆。
这些媒介写的文章,大多就是教育你不要老是挑最好的,只要挑最合适的,或者要挑老公就挑潜力股,等他以后大发之类,在这样的环境影响下,登出来的征婚广告呢,一律都是要求男身高多少收入多少有无产权房是否有赴海外读MBA的计划或已回国,粗粗看上去,活像是求购什么高档家用电器。在美国也有类似的婚姻广告,不过中国女人登的,和美国女人登的,一般一眼就能区分开来:美国女人登的广告,说来说去都是我希望你喜欢登山,或者我希望你喜欢爱养狗,鲜有说我希望你年收入十万以上之类内容。 本来,在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之前,这类实用主义导向的媒介信息是合适的。它们教育一个女子走过一片玉米田,不要为了挑最好的以至于走出玉米田时,手上依旧空空。于是过去三十年里,这些女子也照此做法获得了大小不等的幸福。 但2000之后,一切发生了撕裂般的变化。随着陈天桥、李彦宏、江南春这批纳斯达克的中国英雄忽然破土而出,中国的贫富分化正处于有史以来最可怕的一片混沌之中。那些深受摘玉米教育的女子,面对眼前这片玉米苞成长规律忽然不可琢磨的玉米田,她们的老经验顿时不管用了,因为她们没法判断手边的这玉米苞在接下来的一刻,摘下来后,到底是继续膨大,还是忽然就蔫了?摘,还是不摘,这是一个问题。 中国目前处于一个机会多却多得没什么规律的时期。欧洲不用说了,欧元区那些高福利高税收国家,女人嫁哪个男人结局几乎都差不多;美国呢,阶层分区明朗,就跟大气里的平流层一样,中产阶层将上下阶层清晰分开,摘什么玉米就看你走到哪个玉米区,美国女人也不必为此多伤脑筋,多注意注意登山养狗就行;比较起来,中国最复杂,整一个湍流层,随时会有一个穷小子忽然一夜暴富,而信用体系不健全的金融体制,又随时会让富裕人士瞬间一无所有,在这样的时刻,还要这些女子做出英明果断的摘玉米决策,简直就是在要求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当然,在以上论述中,我并没有提及爱情。爱情是可以不顾一切穿透这片波诡云谲的玉米田的,但是,让我们回想一下马斯洛先生那老掉牙的社会心理学知识,我们就会知道,从低级到高级的排列中:安全需要是排在归属与爱的需要之前更低的一个层面上,就是说,在中国目前择偶求嫁过程中,由于未来的不确定因素过分强大,使得安全需要成了很多女性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当这个考虑人群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在统计学意义上,就自然会产生一大片大龄未婚女子。 总有些不负责任的婚姻媒介,在为她们出谋划策时也在抱怨她们口味太挑剔,我承认是有些女性口味独到了一些,但上面说的这种大环境影响是不可忽略的。这种大环境压抑了她们内心对更高层次的爱的需求,这场社会变故,使得原本很容易出嫁的女子变得很难嫁出去,而原本很难嫁出去的女子变得嫁不出去。有一部分女性能克服这个负面影响,照样能为了爱情,不管将来是锦衣玉食还是粗衣淡饭,但这样的女性从古到今都不是大多数,而这样的超乎人类生物学本能的道德,欣赏管欣赏,但我是一点不支持去宣扬推广的。 今天,中国这些没有嫁出去的大龄女子,就像站在一块随时都在四分五裂的冰山上。每一块分解的冰块,都捉摸不定不知它下一步会漂哪里,要不跳,就老死在冰山上,要跳了,就得做好听天由命的准备:幸福的会安全漂向北极,你们在那里登陆造窝开开心心,不幸福的,一路漂向赤道,冰块融化,就只好在苦海里挣扎。 再过五十年,等到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完成,这种熟女难嫁的现象才会回落下去。在我看来,这一切都主要是经济因素造成,跟什么女权运动无关。 Anna Alter: The Ears of Corn 21 de março 怀旧了怀旧了好久不贴给各大媒体写的通俗稿子,弄得这里很侯宅啊。
今天碰到老友谢海涛,这位仁兄传奇着呢,出过远洋,吃过最新鲜的活虾活螃蟹,带鱼算是不好吃的,他还见过晕船晕得不行都口吐白沫的耗子。当年他远洋渔业教授一共三个关门弟子,一个意外病故,一个经商,剩下他最末一个希望大大,忽然有天他认为这辈子活鱼身上实在太无聊了,就摇身一变成了青年报记者,后又去南方都市报,整天搞抢劫杀人坑蒙拐骗之类的社会新闻,又在那里做起了彩票版编辑,居然体彩这个中国第二大的国营赌博中心还送了块匾来表彰他的劳苦功高。
现在他又回上海了,多年不见,气色好很多,于是跟他还有旁边一个小孩子一起大啖羊肉,哎呀,可怜内蒙古的羊被我们吃掉好多好多,吃完出门,我感觉自己头上长出了羊角。据说,吃了好羊肉,就会出羊角。那么吃牛肉自然长牛角了。问题是,吃猪肉怎么办呢?
哎,看我博客就看,别摸自己耳朵哈。
先贴篇说陈凯歌这傻不楞登的:
陈凯歌会不会去割胡戈一磅肉
七格
陈凯歌这种就算对方是一只蚂蚁,也要拿出浑身力气和他打官司的精神,真是有侠骨气。相比之下,太多的人却被小心翼翼得教育成大人不计小人过了,据说每个人的时间成本是不一样的,而且中国这个社会传统伦理阶序,位上者和位下者就小事争执就是有伤体统,如诉诸司法程序,更是为天下笑。
所以在这样的道德背景下,我应该站在陈凯歌先生的立场上,支持他以庞大风车的姿态去挑战唐吉诃德。你看他无视媒体力量,藐视民众情绪,只管直抒胸臆,陈红结合上了这个爱顶真的男人,真是她的幸福。隔岸观火的张艺谋虽然对恶搞表现出了应有风度,但一想到他有过大王杀不杀杀不杀这样的前科,也就心下释然:能把恶搞电影做成大片的,中国导演里,无人能出张艺谋其右。 想想吧,和全天下上当受骗去看《无极》的观众为敌,这需要何等的勇气啊,这能让我想起的英雄人物,就只有虽败犹荣的夏洛克先生。 现在我们这些围观的,就跟当年那些站法庭内外的意大利人一样,大家对夏洛克恨之入骨,但在鲍西亚出场之前,谁都知道安东尼凶多吉少。虽然不断有人说,陈凯歌不是编剧,没有著作权,胡戈也没有侵犯他的署名权,陈凯歌要打官司还没这机会呢。但陈凯歌可以让站在共同利益上的制片人出面去告胡戈侵权,因此,这个案子,走法律程序,陈凯歌不是原告,但实际上,出于经济利益考虑,通过陈凯歌-陈红-中影集团,就可以完成这个行动,对陈凯歌来说,是出恶气,对制片人来说,就是挽回影响,至少给投资方一个交待。 这背后仍旧是个利益计算问题。现在决定告还是不告的,不是陈凯歌而是中影集团。如果不告,那么在紧接着的二级市场推广中,这个诉讼事件对中影集团是有利的,因为二线和三线的城市居民会怀揣好奇进去看,哪怕看完《无极》被唾骂连连,中影集团也不会在乎,钱才是第一位的,打官司,呵呵,不过是虚晃一枪,哪怕真打,也是为了做广告宣传。 割一磅肉就是为了广告天下我犹太商人不好惹,至于对方是死是活,不在博弈考虑范围。 但要是割一磅肉因为带上了血,伤及自身根本利益,那么中影集团就会丢车保帅,宁愿抛弃陈凯歌,也不会让电影院门可罗鹊。 而胡戈视死如归的表现,已经成了人们心中正义和善良的化身。不过,胡戈可不是安东尼,他聪明得很,虽然他不断自称是个小人物,但他拒绝了好几家要他出书的出版社,因为他看不起出了名就写点破书的行为,这说明这孩子心气很高,他对陈凯歌的道歉,仅仅是礼节上的需要,但在是否侵权上毫不退让,这种外柔内刚的挤逼应对,定是让陈凯歌那一方的智谋团伤透了脑筋。 我感兴趣的并不是这些利用法律来为商业服务的博弈策略,因为这的确是能做到最后让双方都要名得名,要利获利。我的关注点是,当陈凯歌这个性情中人,眼看着自己的影片在骂声一片中逐渐走向赢亏平衡点,他心里到底是得,还是失? 如果他是夏洛克性格,他将宁愿亏个千疮百孔,也不跟中影合作,而是会不顾死活要拉上陈红去告胡戈,陈红若不答应,他也会以侵犯名誉权为由,作一骑讨,总之,快意恩仇,江湖好汉。你想想,一个鱼尾纹和眼袋都能成为其身份标志的元老级人物,要和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要法庭上相见,这是何等天真和浪漫。一般名人不屑做的行动,陈凯歌会去做,一般名人不敢说的言语,陈凯歌会说。他就是金庸笔下的风波恶先生,在一座独木桥上,和一位挑粪汉子互不相让,被泼了粪也不还手,但风先生最终左挑粪,右担人,过桥后连呼过瘾过瘾,遂没于桑林之中。 但如果他不是呢? 那将是多么可怕。一位老艺术家,当他面对媒体说出要起诉对方的时候,凭的不是血性之勇,而是早已深思熟虑的一招营销手段。这种卑劣手段,不仅给胡戈带来精神负担,还起到免费推广《无极》为其造势的作用,即便造势损失的是名望,但在潮水般恶评中把投资出去的钱从水漂里收回来,难道不行吗。反正胡戈已经把《无极》搞臭了,那索性我陈凯歌也参加进来一起搞臭它,以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当初为《无极》做宣传推广的那家公关公司不知现在还是不是在为他们做危机公关,如果是,那我是相信他们的公关能力,因为他们当时竟然能把我也给骗进电影院去看了《无极》。 《无极》台词很多,也很滥,其中有一句念道:“你会失去得更多,直到一无所有。” 希望这不会是陈凯歌的谶言。 再贴篇说余华的,别怪我说得多,如今洒家横练三维动画之余,就靠这稿费买肉沽酒了。
为苦情作家辩护
七格
可怜的余华先生最近不过是把书分成上下两部给印了出来,就遭到一顿战略意图也不甚明朗的炮轰,说这有可能是作家或出版社在炒作,可是要这也算炒作,那当年姚雪垠老先生算是怎么回事呢?他的《李自成》第一卷和第二卷前后相差长达14年。
余华也不容易,说实在的,他所有小说的字数,多不会超过20万,所以如果要超过20万,那就是得分上下两册印。每个作家都有每个作家的个人癖好,余华就是不愿意破这个规矩。要嫌这规矩不舒服的,你大可等合订本出来后一起买,等不及的,可以去书店隔壁的文具店,那里也许有装订机出售。
至于说余华描写的大多是受苦受难的底层百姓,而他自己现在却靠着这些,慢慢过去了锦衣玉食的生活,这就让我这个辩护者有些为难了。因为现实状况的确是这样,余华的气色一天好过一天,但中国底层百姓的气色也要好起来,好像还要再等上些日子。
然而,一个作家的生活世界,就必须和他所描述的文学世界完全贴合吗?他必须除了在写作中和书中人物同呼吸共命运之外,还得在写作之外也如此吗?我知道有这样的作家,比如早已过世的路遥先生,他写《平凡的世界》,写到后来自己身体都垮了。但也有不是这样的作家,比如鲁迅。他写够了天下穷人,照理应该像祥林嫂一样穷死,但从披露出来的资料看,他当年笔润是相当可观,据作家南琛统计,从1912年到1936年,鲁迅总收入约有十二万四千四百元左右,约等于今天的人民币四百三十七万。所以,鲁迅在《一件小事》里说,他“要榨出皮袍 下面藏着的‘小’来”,我相信他是榨得出来,正如我相信余华也榨得出,如果他愿意自己榨一下的话。
实际上余华写的这些小说,无论怎样打动读者的心肠,都是属于能产生强烈移情的苦情戏。我不能说,苦情戏不算是上等的艺术,只是二流货,因为我要那么说,中国会有一大批老牌作家,要托着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冲过来跟我算总帐。但我还是能说,这类让读者看着看着放弃自己的理智,被吊起的情绪给冲个七零八落的写作流派,的确跟商业有着天然的同盟关系。不相信的,可以去看看中国各大电视台电视节目的收视率,那些父母自小双亡不算,长大还得遭遇车祸、癌症、破产、以及男友原来是自己哥哥之类的苦情戏,是不是都把排行的前几名都给占了?
这一脉苦情文化,中国当年文革之后的伤痕文学是最具代表性的,可惜的是那时图书市场还没市场化,文学爱好者最多也就订购些《收获》、《钟山》什么的,但现在不一样了,没有间离效果的苦情文化,经过市场这么一运作,其文化资本能以极高的效率转化为货币,同时,这种文化资本如果投资合理,比如投资到涉及到文革的苦情,那么,它不仅能占有国内市场,还能占有国际市场。――中国作家也够可怜的,国际文坛看中并且中国政府又允许的交集范围内,能写到的苦情史也就到文革为止,再往后,比如到了一九八九,基本就没有作家能吭声了,因为要吭声的都给埋了。
所以就算是余华和出版社共谋,将他的小说分上下两部出又如何呢?这是苦情文化运作的内在机制,既然我们可以允许那些苦情电视剧一集一集没完没了地刺激老百姓的泪腺,那余华这么点小打小闹又算得了什么呢。要我是余华,就索性恶向胆边生,刷刷得整它个两百多卷的书来,一周推一本,这书名也改,就叫《兄弟连》,我倒要看看有多少人会气得胡须跟上了发蜡一样。
中国那些成年读者和评论家,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共谋者。他们中不少人还总是在敬奉正典,追思泰斗,缅怀先贤,凭吊丰碑,而当这样的文学皇帝缺席时,他们就硬是要拱一个上去,还强行要求儿皇帝举手投足都要有龙种的威严。所以,当我看到韩寒回敬白烨的文字时,实在是高兴得很,因为只有这样的破规破矩,才会不在意《兄弟》到底是怎么个商业炒作。
这才是鲜活的写作,和鲜活的人们。
最后,发现自己租的网易空间5月1日到期,就一拥而上,把最近听音乐一部分全传上去,把它塞满,大家使劲听,听到5月1日,从此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
都是Rammstein的,我也是一时猪油蒙心,听了狂多北欧后生们做的哥特、工业、黑金、后朋,但一圈下来,发现论旋律论节奏,Rammstein还是最牛逼的,也许他们嗓音还不够黑,配器也不够炫,mix也显得土噢,但他们有内容,这个最重要,花拳绣腿那一套,尽可以去教九纹龙这种人去。 18 de janeiro 正事把娱记的活都做完后,终于可以空出时间为那些苦难的农民做些事情了,今天下午撰了下面这封信,寄到国家信访局去了,外面夜雨纷纷,好几滴打在信封上,顿时纸面就皱缩凹凸起来,预着前途之蹇连。
回来跟同事说起这事,他第一反应就是我太天真了,我说我知道。
因为我心里明白,一个良序和理智的政府,就是得靠无数个天真的行为去实现,如果中国人都已经学会了老于世故,那么就从我们这一代开始重返天真好了。
国家信访局工作人员: 你好。 2005年12月6日,广东省汕尾市政府出动武装警察,对因土地赔偿不满而冲击发电厂的东洲乡村民进行弹压时,开枪射杀村民,造成多人伤亡。新华社报道死亡三人,外电报道死亡人数十一人。 至今为止,这个流血事件没有获得公开而全面的报道,取证调查和庭审过程我们也一无所知,而国内所有媒体都对这个事件保持了高度的缄默,网上有关该事件的披露和讨论也遭到不同程度的限制和封杀。 鉴于该流血事件已经符合成《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中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社会安全事件的定义,所以我写信给你们,请你们遵照《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中第3.4条“信息发布”中所规定的内容:即“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发布应当及时、准确、客观、全面。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要向社会发布简要信息,随后发布初步核实情况、政府应对措施和公众防范措施等,并根据事件处置情况做好后续发布工作”,敦促和要求中国新闻局和宣传部遵守该内容的规定,让媒体和网站能够自由地发布最新报道和调查进展,让“随后发布初步核实情况、政府应对措施和公众防范措施等,并根据事件处置情况做好后续发布工作”这些书面文字能够一一实现,真正把“授权发布、散发新闻稿、组织报道、接受记者采访、举行新闻发布会”等具体举措一一落实。 究竟将这个流血事件,定义为突发性公共骚乱事件,还是定义为农民起义事件,这是社会学历史学关心的事情,也是政治家出于形势需要而做出的阐释学技巧,但这一切都和客观、真实、及时报道新闻事件没有关系,也和国家稳定、社会安定等大局方针政策没有任何直接的因果性。同时,这封信的主旨,是建立在先将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诉求存而不论的前提下,要求政府干预目前的新闻审查制度,以利于《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能够真正得以有效执行。因此,我认为这封信中所提出的要求,是有限并合理的,请信访局的工作人员转交给政府,希望它能克服各个既得利益集团的短期利益期望,为整个国家的长期利益期望做一个有远景的具体努力。 如果该信的信访内容不在贵局的管理范围之内,请告知我应该将该信所反映的内容转寄何处,谢谢。 此致 公民 陆秉文 身份证 310108197111143014 Email hilbert@126.com 2006年1月18日 08 de setembro 1905年秋天的三个人物1905年秋天的三个人物 ――纪念中国废除科举制100周年 七格 袁世凯 1905年9月2日,袁世凯又一次上朝了。这一次,他将和张之洞、周馥、岑春煊、端方一起,起奏慈禧太后建议废除科举制。在100年后的今天看来,袁世凯的这个方案仍旧是相当冒险的:中国的科举制,能让布衣成为卿相,其功能类似今天的超级女声,把默默无闻的人选拔成整个国家的明星,只是做法上略有差异:超级女声依靠的是人民手中的手机短信,而科举则需要通过皇帝手下官僚机器的遴选。这样的差异在不同时空下,对渴望出人头地的普通民众产生的激励效应是一样的,只是科举制同时还是一种选官制度,所以它更严肃,更死板,更残酷。一不留神写错些什么,就会很容易得被砍去脑袋。只是这么多年来,中国的读书人钢丝绳走惯了,到了晚清,考场上书生们凭着高超的文学规避技巧,早已能将八股文也烹得如小鲜。对当时的书生们而言,四书五经不过是几本升官知识手册,它们类似于今天学校里的政治教科书,人们反复背诵它们,仅仅因为是要升学。 虽然早在十年前,与科举制并轨的新兴学堂已经陆续出现,但习惯了在钢丝绳上写骈文的中国考生们还是寄希望于功名利禄,袁世凯清楚要是真要一举废除科举制,天下读书人必然会顿时眼前一片黑暗。袁世凯是一个很有政治头脑的人,他知道这些腐儒已经没什么社会地位,牺牲他们并没有什么大不了,此时,他已经训练出了令人生畏的北洋军,笃信枪杆子里出政权的他,其实相对李鸿章而言,更有东方俾斯麦的气概。而且,他虽然胖,矮,难看,但他懂得女人心理,慈禧也在他的理解范围之内,依靠太监李莲英的情报,他打听到慈禧在日俄战争之后也坐不住了,想改制,就当机立断,不失时机地向慈禧提出要立宪的决定。只是他把立宪时限定为12年,不让慈禧有被人革命的感觉,在中国,任何改革只有不触犯最高当局者的根本利益才有可能成功,同时只有掌握火候明白水到渠成的政治家才有可能驾驭,这一点政治智慧,是维新派所无法忘其项背的。 尽管如此,袁世凯还是决定第一步先捏一个最软的柿子,就是那些文不能拆字武不能练拳的传统的公共知识分子,而不是那些已经掌握西学,正在矿山、铁路、公路、纺织、造船等各行各业上开创事业的西化的专业知识分子。着手科举制,拿手无缚鸡之力又无实权的书生们开刀,动静大,风险小,效果好,何乐而不为?这个选拔制度虽然为东亚的这个帝国绵延至今提供了无数新鲜血液,使其庞大的官僚管理体系能够高成本高稳定地运作,但是,袁世凯相信,有了军队,就有了新的维新,最后这个国家才能脱胎换骨,他袁世凯,才能成为一个强大帝国的帝王。而这个梦想,也是他的伟大和华盛顿的伟大,之间的天壤之别。 张蹇 张蹇的状元兼十二家纺织厂CEO的身份,使得我们有理由相信,起初清朝的工业不是官商结合体,而是官商一体化,即张蹇这样,由官入商,并将商业正统化为国家经济政治支柱,从而使得工业文明成为天朝官僚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成分。而事实上,官方对工商业的扶植也非常用劲,这样造成的一个结果是,商人和企业家的身份逐渐抬头,传统的士农工商等级序列被打破,不同领域的人开始遵循不同的等级排序,这样造成的社会冲突也就不可避免,好在官方的力量永远是强大的,只要民间的力量没有酿成为义和团,官方就永远有能耐将一切推行下去。在这样的背景下,当袁世凯力主废除科举制时,拥护立宪的张蹇,自然是叫好不迭,为此,他撰文赞袁世凯曰:“公之功烈、昭然如揭日月而行”。 张蹇的目标就是立宪,自光绪二十九年(1903)他从日本游学回来后,一定深切感受到民治维新所带来的巨大变化。一个原本不断派遣年轻人来天朝学习的岛国,如今反而能让天朝不断公派年轻人去学习,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清朝政府并非是一个不善于学习的腐败组织,相反给它机会它还是愿意走向开放和民主的。就拿张蹇来说,他就可以不断在张之洞、魏光涛等官场友人之间走动,和他们谈讨立宪问题,以争取更多的人熟悉和认同这个政治观念,同时生命和财产还都保有安全。在这样的政治气侯下,张蹇有理由为它未来的走向有所考虑。袁世凯毕竟是体制内的人物,他更多考虑的是自身的安全和利益,但张蹇相对来说离政治核心比较远,也没有能力像袁世凯一样,跪在慈禧面前,能根据已经受贿了的李莲英的双脚摆放位置,来判断慈禧的喜怒哀乐从而决定自己的言辞。他是个做实业的人,知道好的宪法将保证好的民主政治,于是能进一步保证工商业的健康发展。至于官督商办在今后必然会产生的贪污腐败问题,也许他甚至盼望能通过好的民主政治体制,来加以有效监督。 反对康有为这些激进派的立宪派,向来同时被激进派和保守派所左右夹击,然而却偏偏是这个政治派别,同样也是在慈禧的淫威之下获得了空前的发展。5年之后,当杨度他们为立宪而正式要求政府建立国会这个政治实体时,时机已经成熟了。清政府虽然反对,但反对无效,1910年各地督抚都纷纷上奏设立责任内阁制、召开国会,次年,国会建立。 从废除科举制到国会建立,其间短短6年。但激进派还是等不及了。以后起义接二连三地发生。新式的学堂教育使得民智开启,而开启的民智怎么可能仍旧甘受老式的奴役摆布?仕途既然已经无望,那何不跟从了革命党人?而革命党人则想着以更快的步伐,来摆脱列强尤其是日本对中国的威胁,最后各股力量凝聚为一股针对清政府的力量,却没有想到中国还有另外一句古话:欲速则不达。 这一点,张蹇曾经未雨绸缪了吗?还是,他本来就打算和时间和命运来场豪赌?革命成功推翻清朝之后,他哀叹道:各人都自作主张,世上无物能限制这种力量。(《剑桥晚清中国史》,p590) 哀叹的时候,他是不是会回忆起废除科举时的意气风发? 刘大鹏 一个多月之后,当废除科举制的消息,终于传到山西太原县后,刘大鹏傻了。作为千千万万个普通读书人,刘大鹏的学习经历实在是没有什么乐趣。根据他坚持写了51年的《退想斋日记》记录,我们可以得知1905年10月15日当天村子里的气氛: “乡下,下诏停止科考,士心散涣,有子弟者皆不作读书想,别图他业,以使子弟为之,世变至此,殊可畏惧。” 刘大鹏也是个能读书挺用功的人,他21岁考中秀才,相当于大学文科类专业的本科,其后在1895、1898、1903年分别参加了三次会试,类似今天的硕士研究生报考,但可惜都没有成功。然而,以后他的报考机会再也不会有了。虽然在具体改革措施中,新的学堂依旧保留了毕业后送往各个官府衙门做公务员的路径,但是,那都是些什么知识啊?对当时已经48岁的他来说,他怎么才能搞清楚那些奇怪的数学、物理以及天文地理知识呢?这些还是往圣的绝学吗? 10月17日,根据日记记载,他早上醒来时,感觉心若死灰,眼前一切全是空虚,没有什么是可以永久存留的。这样的精神状态,在今天,我们在大量失业者身上也可以找到,可见人类的情感世界,多少年都有着相同的反应路径。 虽然当时没有什么励志公益广告,但他心理上还算坚强,没有被灰心失望压垮,更没有像其他一些读书人那样,跳河的跳河,悬梁的悬梁。他除了做私人学校的老师外,后来还当过县立小学校长,经营过小煤窑,还担任过省谘议局议员,民国以后,又担任过县议会议长、县教育会副会长等职,如此看来,也算是一位转型成功的人士。如果让他回忆自己的成长轨迹,他日记里这段话可以作为一个旁注: “惟所积之德庶可与天地相终始。但德不易积,非有实在功夫则不能也。” 今天有一些学者指责废除科举制,因为他们认为,这等于同时也废弃了中国绵延上千年的传统文化,使得近代以后,国民教育再也无法获取丰厚的传统文化资源。然而,我们却发现,至少这位刘大鹏是个反例:他仍旧沿用传统文化下的“德”的概念,来作为精神依托,同时,将“实在功夫”加以了践履。所以,也许传统文化并不是什么说继承就可以继承,说废除就可以废除的对象,如果容格猜测的集体无意识仍旧有它解释学上的应用价值,那么推广开来,我们也可以这样大胆假设:无论是焚书坑儒,还是废除科举制,或者文化大革命,直至全民学英语,传统文化的内核是永不变更的,任何民族,都这么回事。 然而,什么是文化的内核呢?仁义道德算吗?或者是更现代的勤劳勇敢?如果抽象名词都不过是想象之物,那么,在想象体中有什么是不变的呢?当我们面对今天的大学升学制度,我们能说科举制里的八股文是永恒不变的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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